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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下

小说:古都烽火 作者:一鸣 更新时间:2017/3/21 8:55:27

十团消灭了国民党顽固派“双枪将”陈瑞符后,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清除了一个绊脚石。这时候,日寇从华北南下和从青岛登陆,胶济铁路完全控制在日寇手中。日寇从铁路沿线不断向内地侵入,并很快占领了临淄县城。十团的抗日形势越来越严峻。今天我们将继续向您讲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故事。

1938年,日寇军事力量只限于维持铁路交通,暂时还没有力量向内地进攻。陈瑞符在占据临淄县城的10个月期间,一直和胶济线的日寇“和平共处”。辛店车站东西两侧的铁路线,在陈瑞符的势力范围内很安全。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如金岭镇、淄河以东几段,就经常出现翻车事件,所以日寇对陈瑞符十分赏识。临淄城被十团占领以后,辛店段的铁路线就不断遭到我军破袭,大段铁轨被运到八路军的兵工厂用来制造武器。敌人对这种形势很不安,他们不断从辛店车站向临淄县城发炮威胁。1938年10月8日,临淄城被日寇占领,日寇的势力也从胶济铁路沿线,扩展到了广大的内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和临淄人民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

粉碎顽军的围剿

日寇对我们进攻,顽固派兴灾乐祸。他们认为十团的部队在遭受日寇进攻后受到很大损失,便想趁机消灭十团。于是在顽军王念根的统一指挥下,以收复临淄城为名,组织十五旅、十六旅、二十四旅以及周胜芳部共一万之众,四路进兵,围剿十团。然而,十团却事前得到了情报,于是迅速报告了三支队司令部。

十团在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后,决定放弃淄河以东,将兵力集结于苇子河、刘地官庄一线,迎击顽军最弱的西路二十四旅和周胜芳部。三支队由杨国夫司令亲自带特务团驻扎于北高阳一带,协同作战。

10月的一天,顽军是四路出动。东路张景月先打临淄城,他们认为临淄县城内日军守备薄弱,很容易打下,顺路打下临淄城后再向北围攻十团。可是这些家伙非但没攻下临淄城,反而被日本鬼子打得是七零八落,结果是乱轰轰地逃回寿光去了。顽军从东路的进攻就土崩瓦解。王念根率十六旅开进姬王,周胜芳部开进大夫店,与住在苇子河的十团部队相对阵,二十四旅则进至桓台、临淄边境,按兵未动。

大夫店顽军先是送来公函,称:“本军奉命南进抗日,收复临淄城。请贵部借条道,让出苇子河。”十团复信,大意是,贵军果然抗日,我部欢迎,而且将率部相助。但是,临淄境内不乏通往县城的大道,难道只有苇子河阻碍?请贵部自便。

王念根接着送来挑战书,说:既然不让路,就要“扫除抗日障碍”。接着李震秋部也送来亲笔信,劝李人凤“以国事为重,让出苇河”。十团团长李人凤复信,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并表示“苇河虽小,尚可一战”。根据三支队司令部的指示,十团严阵以待。就这样,从日出到日落,打了一天嘴仗。顽军知道杨国夫司令率兵临阵,十团又早有准备,而且内部军心不稳,只好连夜各自撤去。顽军的反共计划,就这样破产了。在苇子河,十团部队迎接了1939年的元旦。

岳家庄公路伏击战

1939年1月21日,日寇占领了广饶县城,打通了辛店到石村的公路,相继占领寿光、博兴等各县城。国民党的老爷们,则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紧张气氛一时笼罩了鲁东平原。

为打击日寇,2月间,在临淄城北部辛石公路边的岳家庄,十团以三个连的兵力配合民兵土枪队,准备伏击敌人。十团设伏的围墙,就紧靠公路。早晨,11辆汽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兵,从临淄城开过来。呆头呆脑的日本鬼子,根本没想到这里还会有伏击,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埋伏圈。就在离敌人汽车几米远的土墙上,一声令下,我们战士的步枪、手榴弹、老抬枪象雨点般地倾泻在鬼子身上;预先指定的几支步枪则专打敌人的司机和轮胎。霎时间,前面的几辆汽车趴了窝,最前边的4汽车的日本鬼子大部分死在车上,剩下三个鬼子,一个冲到土墙内被打死,另一个呢,爬到汽车底下向我们开枪,被一颗手榴弹炸飞,最后一个鬼子则抱住一个汽油桶作掩护,吱吱哇哇地乱叫,我军战士扳机一扣,一粒子弹穿过汽油桶便结果了他的性命。最后3辆汽车的敌人,由于离十团火力较远,大半侥幸活命,靠车掩护顽抗,并用火力封锁了十团的前沿阵地。同时一部分鬼子凭借一条沟向十团的背后迂回过来,凭借优势火力迫使我军左翼撤退。为避免敌人增援后陷入被动,十团凭借熟悉的地形迅速安全转移。岳家庄这一仗,敌人是伤亡100多人,十团仅一伤一亡。十团的胜利,使骄横一时的日军尝到了中国人民的厉害,极大地鼓舞了临淄人民的抗日热情,也孤立了那些扰民反共不抗日的顽固派。

1939年3月间,十团又在位于临淄、广饶界上的赵家庄伏击敌人,给敌人很大以杀伤。

李人凤为首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是从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的120名学员和借来的40条枪起家的,在十团抗日英雄事迹的鼓舞下,临淄人民纷纷参军。1939年,十团的队伍发展到1500人,枪支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除了步枪以外,就是大刀、土枪、土炮。土炮是一种“五子炮”,一炮五子,在短时间内可以快速地打出五炮,“五子炮”声音大、火焰长,是八路军游击队自己发明的一种土炮,威力大,但是很笨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就在1939年的六、七月间,十团接连从敌人手里夺取了两挺轻机枪,这让英勇的十团是如虎添翼。

严格说来,十团的第一挺机枪是战士王可久从鬼子那里“捡”来的。1939年,鬼子在从辛店到广饶的公路上安设了许多据点。作为敌人的运输中转站,临淄城北的泄柳店村就有一个日军据点。这里驻有日军的一个分队,日军随营的娼妓“军中乐园”也安设在这里。有了这个“乐园”,鬼子兵除了糟蹋老百姓,每日里玩娼宿妓,酗酒作乐,整个据点内乌烟瘴气,纪律也相对松懈。十团战士王可久,就是这泄柳店人。他几次“回家探亲”,把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

麦熟时节的一天午后,王可久穿了一身往日的破衣褂,背了半筐新鲜麦穗,潜入了敌据点。他早就想好了,这个时候天上下火,地上冒火,鬼子们正蜷缩在“乐园”作乐,根本没心思出来巡查,一般不会碰到麻烦;碰到麻烦,他也早准备好了道具,就说给厨房送点新麦,让鬼子们尝个新鲜。

来到敌人据点,王可久看到整座大院竟然无人看守。一挺机枪啊静静地卧在墙根处!王可久的心一阵颤抖,随即他猫着腰闪到墙角处,双手捧起机枪,放到了苇筐里,用麦穗盖好后,颠儿颠儿地把机枪背回了家。

可是怎样把机枪带出村子呢?王可久与他的哥哥作了周密安排。

第二天,王可久和哥哥一同出了村,哥哥在前,王可久背着苇筐在后。走到村南门的敌哨前,他哥哥满脸堆笑上前搭话:“太君,大马沟的米西米西!”急忙递上一盒好烟,又进一步拉近乎。那个日本鬼子竟然被他哥哥哄得晕乎乎的,一摆手让他们哥俩过去了。

当然,王可久也留了一手,这次王可久执行任务,连长给了他一只手枪,这会儿枪就掖在腰上,只要鬼子上前搜筐,他立刻就把枪口就顶在鬼子的脑门上!谁知,有惊无险,王可久背着机枪顺利地过了鬼子的岗哨。

十团的第二挺轻机枪则是夺来的。

1939年7月的一天,广饶大王桥据点的日军林木小队带领30余人扫荡我南卧石一带。十团通过内线翻译官得到情报后,预先作好了部署。

这天,鬼子到达南卧石时已近中午。翻译官找来“伪村长”,当着林木小队长的面大声询问,南卧石八路的哪里去了?

“伪村长”故作无奈地说,“报告太君,八路五天前就统统地跑光了。”随后他在村公所大院里张罗酒菜,为鬼子准备了丰盛的午饭。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饭了,鬼子们十分开心。十几瓶老烧下去,一个个头重脚轻,谁也懒的动,那挺歪靶子机枪就成了他们的大负担。翻译官提出让民夫替他们扛,林木不放心,最后同意把机枪绑在独轮小车上,叫民夫用车推着走。

俗话说,六月六,看谷秀,七月七,晒红米。翻译官和推机枪的民夫走在前面,林木带领鬼子兵跟在后面,不一会就没入了那密不透风的青纱帐。

突然,翻译官一闪身进了路旁的高粱地,推车的农民两手一掀,把小车翻了个毂轮朝天。后面的鬼子兵只当是道路不平翻了车,刚要上前弄个明白,手榴弹就在鬼子群开了花。接着一阵枪声响,几个鬼子就见了阎王。

这时,日军小队长林木抓到那挺轻机枪,正要把它从小车拖下来,可是机枪被绑太结实。正在此时,一支步枪照准他的脑袋砸了下来,林木的脑袋顿时开了瓢。战士们用刺刀挑开捆枪的绳子,这挺崭新的轻机枪就被抱在八路军的怀里,对着鬼子开了火。

执行这次伏击任务的是八路军十团特务连一排,把机枪抱在手上的是排长徐寅子。这次漂亮的伏击战,激战不过5分钟,毙敌十数名,缴获大盖枪8支,六五式轻机枪一挺。从此十团有了第二挺机枪。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胶州湾,武力占领青岛。第二年,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德胶澳商埠租借条约》。1897年9月23日,胶济铁路动工。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竣工通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攻占青岛、济南等地,并趁机取代德国霸占了胶济铁路。1915年逼迫袁世凯签订了所谓的《二十一条》,由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一切特权。一战结束后,由西方列强把持的“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导致了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胶济铁路由中国以3200万银元赎回。赎回前,铁路及营业收入作为抵押品仍然受控于日本,并由日本人掌管铁路运输权和财产权。所以,虽然在1923年1月1日,被日本强占达七年之久的胶济铁路名义上由中国政府正式接收,但实际上还是由日本人控制着。1938年1月,也就是按“赎回条约”规定,胶济铁路彻底归还给中国的这一年,日军又占领了山东,胶济铁路再次成了它的战利品。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英勇的十团战士和临淄人民在胶济铁路上开展了一次破袭战。1939年3月,根据三支队司令部的命令,十团以连为单位配合抗日自卫队,在西起金岭镇,东至青州站的铁路线上,一起动手,分段负责。两头负责埋地雷,专炸敌人的火车头并袭击列车;中间派兵包围敌人车站据点,掩护自卫队拆除铁轨,连同路轨夹板、道钉一同运离铁路线埋藏起来。一夜之间,日军的三个火车头被炸毁,列车也脱轨了。由于大段铁轨被拆走,若干涵洞被炸毁,使敌人在胶济路的运输瘫痪达一月之久。而到了夜里,铁路沿线的敌人呢则到处挨打,狼狈不堪。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之后,秦启荣积极行动,不断制造袭击八路军山东部队的流血事件。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发生了。

1939年4月,十团奉命派三营营长吕乙亭同志,带两个连护送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去鲁南。路经太河王尚志部驻地。因我队领队麻痹大意,陷入王尚志预设的伏击圈。鲍辉、吕乙亭等一大批抗日骨干被当场杀害。除60余人脱险外,210名干部战士落入敌人的魔掌。四连指导员张林、七连指导员陈大学等被俘后坚强不屈,被敌人活埋于五色崖。这就是有名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制造者的倒行逆施,激起抗日军民的强烈声讨。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刊发太河惨案专版,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斥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行为无异。称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我军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三支队及所属十团以民族大义为重,奋勇杀敌,极大地震慑了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邹平刘家井大战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次。

1939年5月,三支队司令部与清河特委决定:益都地方部队陈乙斋部充实十团三营,陈乙斋同志为营长,部队随杨国夫司令西去邹平、长山。随后,与马耀南司令及兄弟部队会师于邹平刘家井。这是三支队规模最大的一次会师,士气非常高涨。

6月6日,日寇调集重兵,合击以刘家井为中心的我军阵地。我军战士坚守阵地,奋力阻击。从拂晓战斗到中午,敌人才进至刘家井的外围。这时候,日寇先是以重炮轰击,然后用密集的火力冲锋,但均被我军击退。战士们据守围寨,与日寇展开了肉搏苦战,从中午战至太阳夕下,敌人是三次增援,伤亡八百余人。最后啊,我军趁黄风迷漫的机会,退出了阵地,转移到刘家井西南的大碾村。

这一整天的战斗,给了日寇以重大杀伤,它成为渤海抗战史上的一次重大战斗。当我军转移的时候,在隆隆的炮火尾声中,当地群众的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赶来慰劳部队,部队的士气和群众的热情都空前高涨。

黄昏后,我军在章丘附近集合休整。夜里,司令部决定向东转移,十团部队宿营于距刘家井不远的窝村,作为司令部南面的警卫哨。由于驻地仍在战地腹部,预计到天明敌人可能会来扫荡,全团指战员就连夜抢修工事,并一直守在工事里。果然,凌晨时分,日寇大队汽车和骑兵向窝村南面扑来。在距敌二百米时,十团展开了阻击战。当完成掩护任务,接到转移命令时,敌人已突近前沿。估计敌人以快速部队追击我军步兵,形势十分不利,十团随即决定集中所有骑兵向东北方向撤退以诱敌,同时命令步兵向西北方司令部驻地转移。敌人见我骑兵突围,果然以车队猛追。我骑兵呢,就专走松软崎岖的道路,最后得以成功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行进到邹平辉里庄后,集合了部分部队,其余部队就由一营长王翰西率领直接去了临淄。到了夜间,十团奉杨国夫的命令开回临淄苇河一带隐蔽集合,经过清点,部队有10多名同志牺牲。

1939年6月,清河地委书记景晓村同志来到十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做了报告,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十团随后开始到处袭击敌人据点,同时发动民兵不断破坏敌人铁路、公路和桥梁。1939年8月,十团特务连在广饶县军屯子伏击战中,击毙日寇一个班,缴获五六式机枪一挺,大盖枪8支,特务连无一伤亡。十团游击战争的火焰,在临淄、广绕、益都、寿光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1939年7月22日,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桓台县牛庄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部队受到重大损失,杨国夫接任司令员。

1938年8月中旬,制造 “太河惨案”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秦启荣,指使所辖军队围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第4支队驻淄河流域的部队达10多个月,又制造了“淄河事件”。

秦启荣,黄埔军校出身,抗战时期负责组织鲁西北国民党地方武装。1938年夏,国民党委任他统辖包括淄川、博山、益都在内11个县的党政军务。1939年,在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下,秦启荣不断制造袭击八路军山东部队的流血事件。

秦启蒙、王尚志在太河、朱崖一带进攻三支队。接到杨国夫急电后,十团迅速越过胶济铁路,当夜抢占了边河天堂寨一带,同时占领了蛤爆岭,直逼井筒。佛晓,敌人进攻天堂寨,十团以密集火力将其全部歼灭,随后十团与三支队司令部会合。

1940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改编为第三旅,许世友、杨国夫先后任旅长,十团取消团的建制,作为支队直辖营,十团历史至此告一段落。

1942年2月,山东纵队第三旅改编为清河军区,以后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景晓村任区党委书记,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刘其人任行署主任。

这个时期,日寇集中力量对保安旅进行诱降性的扫荡,给我军发展武装和扩大根据地一个有利时机。“平原山区”的争论就发生在这时,即平原游击战争能否坚持的问题。后来徐向前、王建安同志批评了那种对平原游击战争没有信心的错误态度,决定三支队全部回到路北平原,这个争论才彻底解决了。这是三支队战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着清河八路军和根据地发展方向。

最后说一下十团的两个重要人物,李曦晨和李人凤。

1939年9月,三支队成立独立团,李曦晨任团政委。12月10日,支队司令部和独立团挺进莱芜县茶叶口以北地区,与日军遭遇。李曦晨率独立团抢占西周峪西山阻击敌人,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1940年以后,李人凤从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工作。历任清河区行署主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主任。期间,他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挖掘抗日沟,建设交通网,消除匪患,日军扫荡时,又发动群众埋粮、填井、空室清野,有力地配合部队赢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李人凤领导渤海区人民开展土改运动,发展生产;同时,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工支前,使渤海区成为华东的总后方,曾受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嘉奖。1949年春,李人凤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李人风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农村水利部副部长,地方工业局局长。1954年调政务院,任地方工业部工业局局长、私营企业改造办公室主任、轻工业部部长助理。1973年6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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