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回 受处分贪官投敌寇 入虎穴智女除叛徒（1）

唐参谋长继续说：“军区某部有个司务长叫汪宇坤，因为**粮款，受到了纪律处分。他不思悔改，反而怨恨组织，趁到根据地外采购粮食的机会，叛变投敌，去了保定。这个人掌握了根据地的一些重要情报，如果他把这些情报出卖给日本人，将对根据地造成很大的危害。万幸的是，汪宇坤为了抬高身价，不肯向保定的日军透露情况，要当面向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吉川报告。保定地下党的同志刚刚发来电报，保定日军准备明天送汪宇坤去北平。司令员决定，立即成立一个锄奸小组，由冯卫苏同志担任组长，鲁建平、春柳、春桃同志参加，另外再从侦察连挑选三名战士，立即出发去北平，务必在汪宇坤泄露情报之前将其除掉。我们已经联系北平的地下党组织，请他们查清汪宇坤到北平后的关押地点和守卫情况，为你们提供情报上的支持。这一位是敌工部的卫定国同志，他负责给你们带路，并与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冯卫苏说：“参谋长，汪宇坤明天就要离开保定，如果坐火车，当天就能到北平。我们就算现在出发去保定，也赶不上明天去北平的火车了。要是我们到北平时，汪宇坤已经把情报泄露，那怎么办？”

唐参谋长说：“汪宇坤的职务只是一个部门的司务长，知道多少有价值的情报、是真投降还是假叛变，这些情况敌人都不清楚，吉川作为华北日军的特务头子，不会轻易见他的，这就给我们的锄奸行动提供了机会。当然，吉川过多长时间才会见汪宇坤我们并不清楚，所以你们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他除掉。另外，你们不能坐火车去北平，这一路上敌人盘查得很紧，难免会出现预料不到的情况。你们得一路向北、向东，经涞源，从门头沟进北平。这段路有七百里，基本上都是山路，我从骑兵团给你们调八匹战马，你们务必要在三天三夜之内赶到北平。建平、春柳、春桃，你们会不会骑马？如果不会，我另外派骑兵驮着你们。”

鲁建平、春柳和春桃都骑过马，不过那只是农村拉车的马。唐参谋长给了他们一个下午的时间，让他们练习骑马，次日一大早启程。

闲话少说，第二天早早吃过饭，冯卫苏、鲁建平一行人就上了路。经过昨天的练习，鲁建平、春柳、春桃的骑术大有长进，骑着战马小跑不成问题。他们把道具箱子也带上了，为的是到北平后有个掩护身份。一路上他们抓紧时间赶路，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在歇马的时候啃点干粮，喝两口凉水。

这次来根据地，春柳和春桃是第一次看见山，非常高兴，俩人没事就去爬山。可这回她们再也不喜欢山了，因为山路崎岖，令她们的行进大为艰难，在特别陡的地方，她们不敢骑在马上，只能下马步行。

经过两天半的急行军，锄奸小组于第三天中午到达西山游击队的驻地，没顾上休息，他们就换乘大车进了北平城。

汪宇坤原是山西的一个商人，主要从事粮油布匹的贩运。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西后，他曾经帮部队筹办过给养。他门路较多，精于算计，办事谨慎，受到部队领导的赏识，动员他入伍，负责采办军需。由于日军进攻太原，他的生意没法再做下去，就顺水推舟，参加了八路军。**率一一五师部分人员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他就随军区总部到了阜平县。与部队的军需人员相比，汪宇坤在做生意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买同样多的东西，他花的钱总是比别人少。对于经费困难的八路军来说，这可是非常有用的本事，所以他深得领导器重，很快就晋升为司务长，主管军需物品的采购工作。军区各机关的经费都捉襟见肘，有些部门的采购人员听说汪宇坤的本事，常常向他求教，甚至跟他一起去采购。因为这个原因，他对**各个单位都比较熟悉。

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领导发现汪宇坤有虚报货款的行为。每次采购军需时，他凭自己的如簧之舌把价格压低，向部队领导汇报时却把价格报得比实际采购价略高一些，基本上每省十块钱，他会扣三块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罪在八路军中算是比较重的罪，领导严肃地批评了他，但考虑到他入伍不久，不能要求他的小商人思想能够彻底得到改造，事发后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赔了**的全部货款，所以对他从轻发落，只是免去了他的司务长之职，仍然让他携助顺莫司务长采购军需，以发挥他的特长。

谁也没有料到，汪宇坤表面上认罪态度很好，以至于忏悔自己的错误时痛哭流涕，实际上却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的想法是，假如没有我，部队一分钱都省不下，我帮部队省十块钱，自己只拿三块，全当是抽头了，部队不是还能省七块吗？我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事，不但一分钱没落着，把个小小的官职也给我撸了，那我还有什么干头儿？

有了这种想法后，对于领导的工作安排，他不认为是发挥他的特长，而认为是利用他，是榨取他的价值，他产生了脱离部队、另奔前程的想法。可是离开八路军又去干什么呢？山西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地盘，在日本人管辖的地方做生意，他还真有点担心，因为他亲眼看见过日军的残暴。别钱没赚着，再把命搭进去，再说了，他也没有做生意的本钱呀。

一连几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地考虑自己的将来。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投靠日本人，用我知道的情况换取好处。

说心里话，他从来没想过要当汉奸，他不想生前身后留下骂名，可是，极端自私和贪财的性格，把他推向了叛变投敌的悬崖上。刚产生这个想法时，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在随后的几天里，他做贼心虚，以为人人都在盯着他，似乎看穿了他的心。

汪宇坤神色不宁，周围的同志也有所察觉，但并没有多想，以为他只是被撤职后情绪不稳定。可汪宇坤自己吓唬自己，觉得总是这样，早晚有一天他会被人发现，会被抓起来枪毙，所以一咬牙、一跺脚，准备铤而走险。

在他决心下定后，机会还真找上门来，领导让他随采购队一起，去日战区采购粮食。任务顺利完成，第二天就要返回根据地了，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放松，趁着这个机会，他开了小差，连夜逃往保定。

到了保定，他想投个大衙门，但不知道哪个衙门口儿大，就在各条大街上来回遛达，最后找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看到“司令部”这三个字，他高兴了，认为这是最大的衙门，因为晋察冀军区最大的“衙门”就是军区司令部。他想进去，可是看着门口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黑洞洞的枪口，他又不敢上前，在宪兵司令部门口踟蹰徘徊、探头探脑。

日军巡逻队发现了这个可疑人物，“忽啦啦”围拢过来，刺刀顶在他鼻子尖上，“呜哩哇啦”地冲他叫喊。汪宇坤本来就听不懂日本兵的话，又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全身像打摆子一样抖个不停，上下牙撞得“咯咯”直响，瘫在地上爬不起来。在这性命悠关的时刻，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什么用，回头路肯定是不能走的。商人的本性让他决定孤注一掷，拿命赌一次。这么一想，他突然不害怕了，腿也有了劲，“噌”地从地上站起来。不料想，鬼子兵见他突然站起来，以为他要反抗，二话不说，冲着他就捅了一刺刀。汪宇坤反应也真够快的，往旁边一闪，刺刀扎在胳膊上。剧烈的疼痛瞬间夺走了他的勇气，他“扑通”又坐在地上。

恰在此时，滨崎从司令部里出来，看见巡逻队围着一个人，问是怎么回事，鬼子兵报告说抓到了一个可疑份子。

滨崎走到汪宇坤身边，一摆手，让鬼子兵退后一些，问汪宇坤：“你地什么地干活？”

汪宇坤捂着受伤的胳膊，对滨崎说：“太、太君，我、我是八、八路、路军的司、司务长，我有重、重要情……报要向、向皇军报、报告。”

汪宇坤说着一口山西话，说得太快，又因为惊魂未定而有些结结巴巴，别说汉语水平有限的滨崎了，就连翻译都没听清楚。

滨崎一皱眉头，问翻译：“他地什么地说话？”

翻译问汪宇坤：“喂，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再说一遍，说慢点儿。”

汪宇坤听这一位说的是中国话，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心情大定，再加上刚才说过了一番话，情绪平复了很多，放慢速度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翻译这才明白他是前来投降的八路军干部，兴致勃勃地告诉滨崎：“报告太君，这个人是八路的干部，他说有重要的情报要向皇军报告。”

滨崎任职保定以来，与八路军作战屡次受挫，正在无可奈何，听说有八路军干部前来投降，大喜过望，让鬼子兵把汪宇坤搀扶起来，问：“你地，八路军干部地？”

汪宇坤点点头，滨崎对鬼子兵说：“你，带他去包扎一下伤口，让他在会客室里等我，要好好招待。”他又对汪宇坤说：“我地有事出去地干活，晚上我请你吃饭，咱们好好谈谈。”